第一次去露天电影院看电影，部分原因是色戒正热，部分是因为梁朝伟。

主题：
   一部好的电影需要好的主题，伟大的电影必定有伟大的主题。
   看到王佳枝献身那场戏，而且是被一个经常去嫖妓的占有了。影片给人的感觉是很难对她产生同情，联系起来看影片是对这几个年轻人的幼稚的嘲笑。从他们头脑一热要“干票大的”，到他们那个晚上准备杀要进来的易先生。看看他们那天晚上的架势！有一种嘲笑和讽刺的态度在里面，真是小人心理!想到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中所表现的愤怒和对请愿学生的同情——尽管鲁迅一直不赞成学生请愿，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然后就是后来回到上海后王佳枝加入的组织了。从那个上级形象中所表现出来的似乎是无能，——既不能保护好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不能保护好组织成员，不能抓住有利时机消灭敌人。直到最后他们被消灭了。如果这不是事实，而是捏造的话，只能说明有些人居心叵测，因为这是黑白不分!即使这是事实，也不能采取这种态度，这是一个人对历史的态度!而且最后汪精卫被推翻了，日本人被赶出去了，难道还有人为他们唱挽歌?
  这部电影中表现的主题是不能容忍的！

演员
   汤唯的表演值得赞赏，其他人没什么印象深刻的戏。
   感觉易的角色定位不是很明确，他杀人如麻，但却不是麻木不仁的那种。他能够感受到恐惧、压力甚至厌倦，但又是一个十足的坏蛋。这个角色确实很难，谁演都很难演成经典角色。梁朝伟就从珠宝店跑到汽车里那段比较搞笑，完全是飞到车里的。
   王力宏演的不好，感觉很生硬，一点没有把那个人物演活，呆头呆脑的。
   陈冲是好演员，可惜没好戏。她在《太阳照常升起》里面尽管出场时间不长，但是印象还是比较深的，特别是在黄秋生床前的那场，很有趣。
  
音乐
   色戒里面的音乐整体还是不错的。但是王佳枝唱的那段《天涯歌女》(田汉填词)和电影《马路天使》里面周旋唱的就没法比了，《马路天使》里面是表现纯洁的爱情，还是很感动人的。而《色戒》里面王佳枝在那个时候真的喜欢易吗，还是因为一枚6克拉的钻戒才心动的？而易呢，他喜欢王吗？也许真的喜欢吧，所以才抹了一把眼泪。但是从结尾看，即使是喜欢，也是虚伪的。所以把这么纯洁的歌曲放在这么肮脏的场景中怎么也感动不起来。

结局
   我觉得结局是很糟糕的，似乎是一枚6克拉的钻石消费了6条命，但似乎又不是。
   易的手下已经知道王及其同伴的身份了，却没告知易，完全是笑话。一个从事特务与反特务活动的人及部下怎么可能容忍敌人在身边而让自己随时丧命？这部戏还有其他荒谬可笑的地方。
  
   我觉得合理的结局是易非死不可。他应该坐在王佳枝的床上开枪自杀，不是因为他悔悟了。而是因为他的恐惧和空虚，他不爱任何人，不相信任何事，已经只是一具行尸走肉了。只有一死，这部电影才有点人性！

结论
   就把色戒当成三级片来看吧，只是我再也不想再看一遍了，太恶心了。

 一本美国传教士写的书，已经100多年了。作者名叫Athur Smith，百度一下知道有个中国名字明恩溥。有两个翻译版本，我看的是梁顺根译的。英文书名应该是《Chinese Characteristies》，感觉译作"中国人的性格"更好一些，要不然又有人慨叹“中国人素质低”了。果不其然，百度相关搜索前三名如下：1中国人素质；2中国人素质低；3中国人素质问题。
   书一共27章，前26章讲中国人的性格，第27章谈如何改革，也就是说一共讨论了中国人的26个性格特点。以前我所见识过的讨论——虽然我见识不多——大抵在这本书讨论的框架之类，不过作者写文章的时候也不忘传教。下面列出这些标题，有些概括不是很明确，在括号内说明：
   1.死要面子  2.省吃俭用  3.勤勤恳恳  4.恪守礼仪  5. 淡漠时间  6.隐晦曲折（另译:漠视精确）  7.生性多疑   8.委婉含蓄（另译:拐弯抹角） 9.圆滑固执 10.思维混乱(另译:心智混乱)  11.冷眼旁观(麻木不仁)  12.夜郎自大(另译:轻蔑外国人)  13.患得患失(另译:缺乏公共精神)  14.袭人故智(另译:因循守旧)  15.甘愿受罪(另译:漠视舒适方便)  16.随遇而安  17.隐忍不言(另译:遇事忍耐)  18.知足常乐  19.以孝为本  20.善举不足  21.冰人冷语(另译:缺乏同情)  22.忿詈(li 四声，骂意)怒斥  23.推脱责任  24.肚皮官司(另译:互相猜疑)  25.诚心缺失(言而无信)  26.信仰含混

  摘几句结论吧(用鲁迅的话说，"我们试来博观和内省，便可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
  不管通过何种途径，只要能在中国人的道德理论中恢复诚信地位，那么，不久之后，中国人就会因其无与伦比的勤劳而获得应有的回报。  

  事实上，道路是公共设施，就属于公众，这样的概念，在中国人心里根本没有。 

  中国的善举，其实是可行之，而无诚心，其普遍后果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本能地从事实际的慈善活动，不管何时何地，都应自觉地要求有机会展示这种诚心，这种心理状态中国人很少有。这的确不是人类的进步。 

  中国缺的东西太多了，.......难道你不认为，中国最为需要的是更多的人类的同情心吗?

  中国人已经把骂人的技巧提高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看来只有东方人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骂，已经成了中国人的第二天性，不限社会阶层。
 
  中国人的礼貌流于形式，颇为虚伪。
  中国人不缺人才，却缺乏相互信任。如果缺乏以真诚为基础的信任，那么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能振兴这个帝国。

  我们可以像爱德华吉本评论古罗马那样来评说中国:对普通人而言，所有的宗教都一样真实；对哲学家来说，所有的宗教都一样具有欺骗性；对政治家来说，所有的宗教都一样可以被利用。

  中国人并不缺少智慧，也不缺少忍耐。在这些方面，他们务实和乐天的性格都十分突出。他们真正缺少的是品格和良心。
  让我再重复一遍，中国人似乎不太需要很多的物质，他们需要的是品格和良心。甚至可以说，这两者实际上是同一东西，因为品格就是良心。

   一共输了2盘，第一盘和最后一盘。
 
  早上11点起床，中午让室友带的饭，洗洗衣服然后上上网、看看电影——典型的大四生活——就到了1:30。
   然后找上midas，我们住韵苑过去要骑车，midas没车——不是没车，是车坏了懒的修，班上没几个有车的。借车的时候发现黄明虎也挺闲的，就把他也约上了。
   这是我第二次去光谷体育馆，上次是前天和室友去蹭免费羽毛球；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乒版的活动，大四了，最廉价的是时间，再说明年就离开了，所以想多出去玩玩。
   我不知道该从哪个门入，但是黄明虎记得，所以没费事，到的时间是2:03。
   先是去签到，第一次见含笑JJ，看得出来做事很干练的那种，接着我们仨找个空位置打着玩。后来在玩的时候，我在一旁看着，有个同学叫我去玩，跟他聊知道是大三化学系的——后来就是我们C2组的袁中正吧——球打的很不错。
   后来就分组比赛了，我是第一批上去打的那个，对手竟然是袁中正，没有绝对把握赢。感觉进入状态比较慢，第一局还是比较僵持的但是输了，第二局可能打到14平了吧，但还是输了。我还以为5打3胜制，正要交换场地，不料没下盘了。值得一提的是maryyun JJ做裁判的那叫一个专业啊，光听她声音还以为是参加什么大赛了，紧张~~
   后来就是和maryyun，elker，rongyishuang，jtheli打球，maryyun虽是女生，但是球打得很好，尤其是攻球，那叫一个猛啊!人也很PP，赞一个! jtheli是交通学院研究生，人很谦虚，让过我了。rongyishuang 水平很不错，好像和袁中正是同班同学，是不是两人经常私下练球啊？打的不容易，我是在先失1局的情况下反超的。没想到最后又遇上他了。
  最后在C1排第二，rongyishuang，袁中正和我都只输过1局，所以大概是按净胜局算的吧，很遗憾袁中正没有下局了。
  接着和C2组的第1名PK，好像之前安排错了，把我们C1的第1名rongyishuang和C2的第1名wowoaa安排在一起了，后来改正。所以我面对的是一个第1名，心里当然没底了，不过还是蛮顺利2:0。
  最后和另一对的胜者即rongyishuang打最后一局，应该也是先失一局吧，不过也应该打到10:10左右了吧；然后第2局还是赢了，感觉比较轻松；决胜局开始相当顺利7：1，9:小几的样子，节奏很快，脑子里就想着打球，后来却形式逆转一个球都没有赢,直到Game over! 其间也想停下来想想为什么一直丢球，但是也许节奏太快了吧，或者本来就是玩玩的，接着往下打就好了。感觉rongyishuang确实打得很不错。
  我是小时候打野球长大的，上中学和大学打的不多，大2选了乒乓球水平一，算是有了一点点专业训练。感觉我要是还走江湖型打法也就现在这水平了，要是想有比较大的提高得请教专业老师做正规训练。
  打完后我的肚子就饿的不行了，赶紧跟midas，黄明虎去教工食堂吃饭，没参加版的FB，遗憾啊，希望下次有机会去。教工食堂的饭菜真是好吃啊，住韵苑的我们真是很羡慕很羡慕；新开的那个窗口排的队真长啊，都转弯排到打饭窗口去了！
  最后感谢含笑JJ认真地工作，谢谢你们组织的这次活动!谢谢midas和黄明虎等我到最后，谢谢我们组的elker，rongyishuang，jtheli，maryyun和袁中正，你们每个人都打得很不错，maryyun JJ人也很好，很活泼。

             毛泽东写给易永畦的悼词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

            愁杀芳年友，悲叹有余哀。

            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

            感物念所欢，踯躅城南隈。

            城隈草萋萋，涔泪浸双题。

            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

           方期沆瀁游，零落匪所思。

           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

           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骥足，飞飙拂灵帐。

           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

           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

           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

           后来有千里，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

           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孔昭绶（1876-1929）教育家。字明权，号竞成。长沙府浏阳人。1910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留学日本政法大学获法学士学位。1913年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提倡学生自治和自助创办技能会。因发表反袁檄文，逃亡日本。1916年回国复任一师校长，聘徐特立、杨昌济等任教员，以“明耻”为校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被誉为“民主教育的先驱”。张敬尧据湘，再度被迫辞职。1922年当选湖南省议会副议长。后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国民政府考试制度史编撰等职。

开明的第一师范校长——毛泽东和孔昭绶
当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在得到众多良师益友的精心教育、培养和呵护的同时，也曾遭受同时代里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进步学生同样的际遇——因与旧的教育制度格格不入，而被学校个别思想保守的教师、甚至是校长所不容。

1915年，毛泽东因闹“学潮”受到校方的“记过”处分后，此后一个学年内连续三任校长都心怀成见，把他视为和师长对着干的“刺儿头”，而备加歧视。面对这种不公正待遇，一向有着强烈反抗意识的毛泽东，在入学近4年、完成学业已过半的情况下，忿然提出退学申请，以此来抗议校方对民主学风的压制。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刚到一师走马上任的校长挽留了他，鼓励他继续攻读完自己的全部学业。这位对毛泽东备加爱护的新校长，便是当时在湖南教育界颇享盛名的孔昭绶先生。

《湖南第一师范校史》载：“孔昭绶，字竞存，湖南浏阳人，湖南高等师范毕业，曾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他历任长沙多所中学、师范学校教师，于1913年和1916年，两度担任第一师范校长。”

第一次在一师主政的孔昭绶，是学校教育和校园建设蓝图的设计者。一师校舍在1910年被愤怒的长沙暴动饥民焚毁，后又因湖南响应武昌起义而停课。经请银5万两大规模复建后，新校园于1912年夏季落成，同年秋天学校复课由“衡清试馆”迁回新舍。孔昭绶就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于1913年春接任一师校长的。

复建后的一师，校舍规模颇为宏伟，但又是一座空楼，各种教学设施和图书资料，都在大火中荡然无存，许多教师也因停课停薪离去，一切都须从零开始。孔昭绶走马上任后，开始了全面的革新和再创活动。

就在孔昭绶潜心为振兴一师努力的时候，灾难已悄悄向他逼近。其时，袁世凯借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之机，用武力在全国实行镇压，为称帝复辟扫清道路，其走狗汤芗铭秉承主子旨意，率北洋军一部进攻湖南，逼谭延闿退守广东。汤部入湘后，便开始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镇压反袁势力。一时间，因所谓“党案”牵连遭枪杀者，有案可查的就达五千余人。孔昭绶因忠实贯彻执行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法令，竭力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和封建复古教育，被汤芗铭所忌恨。

1914年1月的一天，汤芗铭派一营兵力包围了第一师范，逮捕孔昭绶。幸得到汤部中同情者的密报，孔化装成卖水的人，从侧门混了出去，旋东渡日本避难，后进东京法政大学学习。

1916年夏，袁世凯在全国上下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汤芗铭离湘，谭延闿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湖南省长兼督军。这时，孔昭绶也在东京法政大学毕业，取得法学学士学位。他得知国内政治动态后，即从日本归国。鉴于他的声望和办学经验，谭延闿委派他再度出任第一师范校长……

可是，就在孔昭绶赴任的头一天，他就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份署名“毛泽东”的《退学申请报告》。

孔昭绶仔细地看了毛泽东的退学申请，又从“学生花名册”上查阅了毛泽东的简历，心里不由寻思开了。他想，第一师范是湖南的“亚高学府”，无论是教学环境还是师资力量都是长沙第一流的，不少三湘子弟都争相前来投考这所学校。而毛泽东——一个韶峰脚下山民的儿子，能来这里读书，按理论之也属不易的。可他为什么要中途退学呢？其中到底有什么原因和隐情呢？

孔昭绶决定先弄清事情原委，再在退学申请上签字。在处理完一些新学期的准备事项后，孔昭绶请来了好朋友、一师范博物课教师方维夏，向他了解起毛泽东的情况来。方先生在具体地介绍了毛泽东的详情后，对好友说，毛泽东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只因对学校的教育方式和校方的某些作法有意见，引发了一些过激言行，而受到了原先几任领导的非难。他出于对校方的失望和反抗，才不得已选择了退学这条自己不愿走的路。

听完方维夏的介绍，孔昭绶的内心很不平静。他想，办教育的主旨是为了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而据方先生所言，毛泽东正是一位能够“兴国而强兵，足民而丰财”的异才，学校的责任应当是不断改革教育方式，创造更为民主自由的学习环境，使其得到更好的锻炼和成长，以便将来走上社会为国效力，而决不能让这样的优秀学生流失掉。否则，我们当老师的就是一种失职。想到这些，孔昭绶决定立即找毛泽东面谈一次，做做这个学生的挽留工作。

恰在这时，毛泽东找到了校长办公室，来催他的报告。于是，这两位刚刚见面的师生，便有了一次长时间的倾心交谈。在孔昭绶诚恳耐心的启发下，毛泽东向新来的校长袒露了自己的心曲。

毛泽东坦率地告诉孔昭绶校长：他不喜欢第一师范，尽管这里的自然环境和教学条件比原来读书的第四师范好得多。可是，在这个学校“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学校有很多规则，我同意的很少”。

他毫无保留地向新校长倾诉了进入一师后几年来的诸多烦恼。他以为，学校教育几乎全部是照搬日本的模式，最大的缺陷是课程多，学生负担重，制约着学生钻研真正的学问。第一师范本是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可课程设置比普通的中小学要多得多，加之学校当局重视职业训练，又增设了农工商各科，用他自己比喻的“杂货摊”来形容，倒有几分相像。正因为这样，许多必修课程与他的学习兴趣发生了冲突。他学习历来颇有些“感情用事”，也就是说通常凭兴趣、爱好去读书。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兴趣所致，读书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轻松，像休息一样，人就不会感到苦和累了；没有兴趣，咬着牙看书，如同嚼蜡，即使有毅力，也还是看不下去。按他制订的自学计划，学习的兴趣重点放在文学、哲学和史地等学科上，对其他的课则不愿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更不屑去争高分、满分，所以有的课目成绩不太理想。学校靠分数来衡量学生各科成绩的好坏，他又过不了“考试关”，这就免不了要招来一些任课老师的偏见和非议。

毛泽东继续向孔校长倾诉说，以他倔犟的个性，这种不满情绪，必将要爆发出来。因之，就有了去年的那场学潮，也就有了学校给他的记过处分！尽管此后不久，张干离开了一师，可一年当中连换三个校长，办学方略却一个不如一个，最后这位彭政枢校长，任职时间仅月余，终因学生反对而辞职。对此他感到失望至极，曾一天晚上到校长门口去了三次，准备请求退学。

但是，中途退学又往何处去呢？他考虑，求学总得要个地方，依然像在定王台图书馆那样去自由读书，家里定然是不同意的，一旦中断提供费用，自己靠什么生活？再说一师还算得上一所办得认真的学校，在这里读书的同学，大多数来自贫寒之家，家里很富有又有政治背景的学生是不愿进师范的。因此，这里没有纨绔子弟带来的恶习，逐步形成了一种勤劳俭朴、认真踏实和刻苦读书的好学风，他感到这样的环境对自己求知还是有益的。此外，杨昌济和黎锦熙二位先生得知他有退学的想法后，也出面进行劝阻或写信做说服工作。基于这些因素，到底是去是留，他举棋不定，一时难作决断。

就这样，他送走了1916年的春季，又挨过了一个不算短的暑假，眼看着新的学期就要开学了，他仍在犹豫徘徊。最后，他终于鼓足勇气，向刚到任的孔昭绶校长递交了退学的书面申请……“总的来说，我不愿意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第一师范不是我要寻找的求学乐土，所以我请求校长准许我退学……”毛泽东总结式地对孔校长说。

听完毛泽东的讲述，孔昭绶深感这是一个性格独特、颇有见地的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师范生的认识范畴，甚至大大超前了师范教育的现实。因此，孔昭绶不想对他作什么空洞的说教，他只是劝毛泽东不要急于作出退学的决断，暂时在学校里等一等，看一看，相信到时候会作出最佳选择的。

告别孔昭绶以后，毛泽东把和新校长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朋友萧子升。萧子升比毛泽东高两届，孔昭绶第一次在一师当校长时他正好也在这里读书，对老校长的人品能力是比较了解的。他告诉毛泽东，孔昭绶是位难得的好校长，他博学多才，办学有方，十分爱护学生，在原来的一师甚得人望。萧子升劝毛泽东，听孔校长的，留下来，不要走。

于是，毛泽东接受了孔昭绶校长真诚的挽留，打消了退学的念头。9月初，孔昭绶正式就任第一师范校长。为此，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暨新学期开学典礼。当孔昭绶在新任学监方维夏等人陪同下登上主席台时，台下一千多名师生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反帝英雄和老校长的归来！

在会上，孔昭绶饱含热泪，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他从1914年1月为躲避北洋军阀汤芗铭的追捕，被迫离开一师远走日本，讲到在异地他乡对故土的眷恋和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所遭受的屈辱，又讲到立志兴办教育、振国兴邦的夙愿，继而提出自己这次重返一师的“施政纲领”——顺应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在一师推行民主教育，提倡自治、自动，改善教学环境，宽松学术氛围，培养合格人才，以新的姿态树立于长沙学界……

孔昭绶的讲话，鼓舞了全校师生，台下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它像一袭和煦的清风，驱走了往日弥漫在一师的沉闷空气，也扫除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进步师生心头的阴霾。

从这一刻起，毛泽东的眼前呈现出一个崭新的学校，他感到心胸豁然开朗，仿佛头顶上的天是新的，太阳是新的，就连学校那几幢已盖了几年的灰砖青瓦“洋楼”，也似乎是新的！也许是从这一刻起，以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从新的第一师范找到了自己理想和志愿的契合点，找到了“拄天大木”茁壮成长的沃土。

老校长孔昭绶重回一师，在师生中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效应”，说人心所向也罢，说众望所归也行，都绝非溢美之辞。这不仅有他反帝倒袁的声名在，还有他在一师的办学成果在。

重返一师的孔昭绶，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汲取在国外考察教育的成果，坚持“崇尚民主”的办学方向，采用顺应新文化运动潮流的办学方法，使一师教育有了迅猛的发展。

由于时局与身体的原因，1918年暑假，孔昭绶辞去了校长职务，后不久在长沙病故。但是，后人忘不了他在一师的建树。一师校史中高度评价他说：“孔昭绶顺应新文化运动的潮流，运用在国外考察教育的成果，进一步发展了一师的民主教育，并使之章程化、制度化。因此，孔昭绶对一师建设有着卓著的贡献，是继谭延以后在一师最有影响最有作为的第二个校长。”这期间，孔昭绶所采取的一项影响最大、同毛泽东关系最密切的革新举措，当首推组建一师学生志愿军一事。

1916年秋，孔昭绶就任一师校长后不久，在一师校史上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学生志愿军成立了！这件事不啻在校园扔下了一颗炸弹，整个第一师范沸腾起来了！

历来讲经论道、学文习字的学校，为什么创办军队，练起兵操来了呢？这事还得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孔昭绶校长的办学宗旨说起。

民国初年，南北军阀混战，湖南当军事要冲，自1912年起，南北军阀谭延、汤芗铭、刘人熙、傅良佐、谭浩明等更替督湘，湖南惨遭兵祸。第一师范地处铁路线边沿，校舍又宽敞，遂成为驻兵之所。1913年孔昭绶第一次出任一师校长时，汤芗铭就曾派部属在此驻扎。因此，学校被搞得乌烟瘴气，师生安全常受到散兵游勇的骚扰，附近居民也感到极不安宁。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急需一支武装力量来维护教学秩序和生员安全。这便是一师创办学生志愿军的最初发端。

但是，真正促使学生志愿军很快成立的深层原因，是校长孔昭绶推行“军国民教育”的结果。

曾留学日本的孔昭绶，对日本学校教育中推行的那种“军国主义”教育十分推崇，痛感于中国国力羸弱，他认为军事可以强大国防，还可鼓舞民心士气，振国兴邦。因而，他十分赞同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提出的“德智军美”的教育宗旨，把这四个字写在礼堂入口处的横匾上。正是基于在一师实行“军育”的教育方针，创办学生志愿军这一计划开始在孔昭绶的头脑中酝酿产生。

约在1916年10月，孔昭绶亲自给湖南省省长兼督军谭延嗣写了一份《呈试办学生课外志愿军文》。“呈文”开首，就其指导思想写道：“兹昭绶忝再任为第一师范学校校长，自应勉竭绵薄，诉之良心，积极改进，整理计划。首应时势需要确定教育方针，以人格教育、军国民教育、实用教育为实现救国强种唯一之教旨……至军国民教育尤非仅橥主义，虚悬理想，即足以策进行而收实效。”

接着，孔昭绶在“呈文”中陈述了试办学生志愿军的四条理由：“一遵照教育部令，宜实施军国民教育也。”“一应世界潮流，宜采用军国民主义也。”“一感受国家刺激，宜提倡尚武精神也。”“一注重师范教育，铸成青年中国，为异日实行征兵之准备也。”

“呈文”最后指出：“惟枪械不备，凭虚讲演，终鲜实用。”故请按二连人数拨给枪械。呈文上报省府后，谭延当即照准。他还亲自确定“以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实施军国民教育为宗旨”，以“对于各种命令指挥均须绝对服从为天职”，以中华民国国庆日为志愿军成立纪念日。一师学生志愿军遂于10月底正式宣告成立。

孔昭绶的这一创举，在一师师生中引起了各种不同反响：有的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有的窃窃私语，颇有微辞；有的置身事外，作壁上观。据萧子升回忆，他和毛泽东之间便对此存在着意见分歧。在一次讨论中，萧认为学校推行的“德智军美”的教育宗旨虽然很有道理，但平常得很。只有一点，美育，比较创新。他还根据这一主体思想，写了一篇论文，叫做《以美学代宗教》。毛泽东不同意萧子升的看法，觉得“军育”是最值得提倡的，坚持认为“军育更为重要，如果国家软弱，谈论美学有什么用途？首要的事情是打败侵略我们的敌人！这和美学又有什么关系呢？”萧辩解说：“德性的完美早已在古代诗歌、古典作品和音乐中都被强调过。”“如果民族软弱，完美的德性又有什么用？”毛泽东反问道：“最重要的事情是强盛起来，有力量，才能战胜敌人，战胜敌人才能显示德性。”

他们争论了很长时间，但最后谁也未能说服谁。萧子升不赞成组织学生志愿军，而毛泽东则成了最先报名参加志愿军的人。随后，许多同学都踊跃报名参加学生志愿军。

最后，学校从众多的报名者中挑选体格健壮、品学优良的学生加入志愿军，编制成一个营，营下辖二连，一连三排，一排三班，每班14人，计269人。校长孔昭绶亲任学生志愿军“总指挥”。

从此直至毕业，毛泽东经历了近两年的学生志愿军生活。这段生活，不仅在他的头脑中注入了尚武精神，还使他经受了严明的军纪的考验，系统地接受了战术、兵器、地形等军事学训练，培养了钻研军事技术和指挥艺术，特别是战争谋略的兴趣，从而为他提高自身军事素质，为日后图谋亘古大业蓄积了力量。纵看毛泽东的一生，这些在他日后的军事斗争生涯中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当年一师学生志愿军中的“连部上士”，10多年后能成为威震四方的“红色山大王”，30年后又能成为率领数百万雄师直捣“黄龙”的统帅，绝不会与这段经历毫无关系……

1917年11月间，第一师范的师生和全长沙城的居民一样，日夜惶恐不安，都担心着一场即将降临的兵灾战祸。

事情是这样的：北洋军政府段祺瑞派往湖南镇压护法运动的北洋军阀傅良佐，被桂系军队谭浩明所部打败。傅良佐带着他的残兵败卒逃出长沙，朝湖北方向溃退，而谭浩明部还驻守在衡山、湘乡一线，不能及时赶到长沙。于是，长沙暂时成了一座空城，仅靠数目很少的警察维持秩序。这时，忽然传来这样的消息：驰援傅良佐的北洋军某混成旅之一部，闻知傅良佐已败走湖北，也无心恋战，便由株洲、湘潭方向沿粤汉铁路撤往长沙，已经到了距第一师范不远的猴子石一带。

这个消息，霎时传遍第一师范。全校近一千多名师生员工完全陷入了紧张慌乱的状态之中。在全体师生大会上，校长孔昭绶向大家报告说：南郊有作战危险，全校师生必须立即作好准备，集体到城东五里的阿弥岭暂时躲避，等号令马上出发。

听了孔昭绶的敌情报告以后，毛泽东没有马上离开会场，他坐在礼堂的方桌前，手托腮帮，眉头紧锁地沉思起来：近年来，军阀混战，连绵不断。湖湘百姓惨遭兵祸，一师师生也饱经战乱之苦。事实证明，消极躲避总不是个办法。俗话说，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且不说一千多人的师生队伍撤退困难，就是人撤离了，一师校园势必是溃兵袭击的第一个目标。如果这样，学校数年来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校舍，还有初具规模的教学设备，图书资料，岂不要毁于一旦？想到这里，毛泽东觉得这次说什么也不能让学校再遭兵灾，一定要想个万全之策。随即，他在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情况之后，一个依靠学生志愿军开展护校护城的方案形成了。

于是，毛泽东来到校长办公室，向孔昭绶谈了自己的想法。孔昭绶不放心地问：“润之，以200多名学生军去抵挡数千余众的溃兵，这能行吗？”毛泽东分析道：“如果师生撤离学校，学校空虚，溃兵必定进校打劫；相反，如果积极组织起来保卫学校，倒比离校避难要安全一些。再说这些溃兵为什么仅在城外徘徊而不入城呢？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城里的情况而不敢贸然行动。如果趁他们又慌又累，立足未稳而主动出击，是可以将他们赶走的！”听完毛泽东的意见，孔昭绶没有马上表态，只是提醒毛泽东：“润之，此事关系到一师1000多名师生员工的安危，责任重大啊！”毛泽东从校长那严肃的话语中掂量到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他稍加思考后郑重地答道：“您放心吧，校长……”

尔后，毛泽东亲自到猴子石附近，探听溃兵的真实情况。他经过侦察得知，这些溃兵已完全陷入饥饿、疲劳，又不知道长沙城内的兵力情况，害怕再遭打击，犹如惊弓之鸟，已经丧失战斗力。如果组织力量来击退这些溃兵，是完全可能的。他经过周密考虑，立即返回学校，向孔校长提出应急方案：组织学生志愿军，设伏截击溃兵，收缴他们的枪械。

孔昭绶经过与方维夏和其他老师紧急磋商之后，终于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并授权毛泽东全权指挥学生志愿军。毛泽东受命后，立即会同孔校长作出决定：抽调配有枪支的学生志愿军100名左右，做好出发准备；紧急动员全校师生把桌椅板凳都搬出来，堵住学校所有门，形成多道屏障，准备迎战。接着，他又带着学校的公函到南区警察分局，联络警察统一行动。这样，全校师生、抽调的学生志愿军和一些警察，都统一归毛泽东指挥，他成了“三军”的统帅。

时将黄昏，孔昭绶和毛泽东率领荷枪实弹的学生志愿军，并携带着爆竹和煤油桶，分成三队，绕道潜伏在猴子石附近的几个山头上，对溃兵形成居高临下的包围之势；同时，让警察扼守在学校后面的妙高峰上。这时，溃兵心惊胆颤地向北移动，企图进城。待到距伏击区不远的地方时，警察和学生军在山头上一齐开枪射击，同时一边鸣放装在煤油桶里的爆竹，一面齐声高喊：“傅良佐逃走了，桂军已经进城，缴枪不杀！”霎时间，枪“炮”齐鸣，喊声震天，犹如千军万马横扫过来。北军本是惊弓之鸟，经此突然袭击，队伍顷刻瓦解，士兵东躲西藏，溃不成军，约有3000余人当场缴械投降。当晚败兵露宿在第一师范前坪，第二天由商会发款遣送回北方去了。

就这样，长沙城免除了一场兵祸。毛泽东果断勇敢、智取溃兵的事，受到全校师生的交口称赞，都夸他“浑身是胆”。孔昭绶为嘉许毛泽东超人的胆略和非凡的组织指挥能力，提升他为一连连长。对于这次军事行动，毛泽东自己也感到很满意，他觉得不仅受到了实战的锻炼和考验，还初尝了统率士卒、纵横驰骋和谋定后动、挥洒自如的惬意，使他对战争的艺术有了初步的兴趣。很久以后，毛泽东还在闲谈中提到，说他“搞军事，那才是第一次呢”！

有了这次经历后，1918年南北军阀再战时，张敬尧部队侵入长沙，孔昭绶便再次授权毛泽东组织了“警备队”，并担任队长，负责护卫学校。这年4月，湘东战事仍然很紧张，长沙城内风声鹤唳，居民连觉都不敢睡。毛泽东则带领警备队日夜巡逻，严密地保卫着学校，从而使学校仍能照常上课。为了纪念这件事，孔昭绶特命摄影留念，并在这张照片上题词：“戊午上期，本校教职员学生弦歌不辍，几不知有兵祸云。”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作为毛泽东当年带领学生志愿军护校的见证，至今仍陈列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内。

“知识和勇气能成就伟大的事业”，曾经“留洋”的孔昭绶熟悉这句外国名人的著名论断。或许他从第一师范求学时那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毛泽东身上，窥视到了寓于普通之中的不普通，平凡之中的不平凡；从毛泽东学生生活中所表现出的超常的智慧和胆识中，憧憬到了来日“能成就伟大的事业”的栋梁之材。于是，他亲手将毛泽东当年率领学生志愿军智取溃军、组织“警备队”护校等详情一一记入《一师校志》中，连同毛泽东亲笔书写的1917年至1918年间《学友会纪事录》一本、《夜学日志》两本，一起珍藏起来。从而为后人研究一师校史和毛泽东在一师的学习生活和参与社会活动情况，提供了难得的历史资料，同时也为他当初与毛泽东之间良好的师生关系找到了有力的佐证。1951年，人们在已经故去很久的孔昭绶家中，发现了这些珍贵资料，遂将它献给了国家……

孔昭绶在第一师范为开创民主教育所做的种种努力，恰似一阵阵春风，吹去了一师的沉沉暮气，给它带来了一片勃勃生机。

一师变了！她以崭新的风貌矗立在莘莘学子面前！

学校的入口处，书写着“德、智、军、美”四个大红字，包容了学校的办学和教育宗旨，它把一所新型的学校昭然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当然，这些只是外观上的变化，真正深层的变化还是如前所述的民主教育的兴起————在孔昭绶的领导下，以培养学生自治自动能力为目的的组织和活动层出不穷：改组学友会，开办工人夜学，创设学生志愿军，举行运动会，成立劳动会，加强职业培训，实行修业旅行，等等。

这些组织和活动，充分反映了孔昭绶为培养人才的办学愿望，顺应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从此，以毛泽东、蔡和森为突出代表的一大批有为青年，把一师作为匡世救民的演练场，锤炼坚强的意志，砥砺高尚的品行，树立远大的理想，培养卓越的才能，他们从早期参与这些有益的组织和活动起步，发展到后来投身于爱国和革命运动，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终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领袖人物或领导骨干。

特别是毛泽东，这一阶段对于他意义非凡。在孔昭绶两年的校长任期内，是他生活之路的转折点，更是他辉煌人生的开端！

实践证明，毛泽东在一师这段时间的经历，为他后来从事革命活动打下了全面而又坚实的基础。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与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说道：“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生活中，发生的事很多，我的政治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在这里，我也获得了社会活动的最初经验。”1949年，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当年的老同学时又讲：“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国外留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的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在毛泽东的老师中，有一位年长他3岁的湖南湘潭人、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他在长达70年的学术生涯中，对中国现代语言文字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对新中国的文教事业也做出了贡献。他曾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并担任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常务理事会副主席、汉字整理委员会主任等职，享有很高的声誉。早在1912年，黎锦熙就与毛泽东相识，并建立了深厚情谊，他们都从偏僻的湘潭乡间走出，来到了省城长沙，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又都来到了北京，黎锦熙选择了学术，毛泽东则全力置身于激荡的革命洪流；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以不同的方式，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这一共同伟业呕心沥血，留下了许多令人感动的佳话。
　　
　　一
　　
　　1913年1月，因不满当时政府的腐败，23岁的黎锦熙毅然辞去湖南省督秘书的优职，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当了一名普通历史教员。机缘巧合的是，毛泽东也于同年春考入了“四师”。于是，在黎锦熙的课堂上，就多了个高个子的沉静的青年。
　　这位青年衣着简朴，双目炯炯有神，听课时注意力高度集中，从不浮躁，举止慢条斯理。课间休息时，他也从不和同学打闹，而是一个人站在一旁观察或是坐在大树下静思。黎锦熙开始留意起了这位青年。
　　一天下课后，黎锦熙离开教室没走多远，那位青年拿着作业本匆匆赶了上来，气喘吁吁地说道：“黎先生，这是我以前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请您多多指教。我知道先生是湘潭人，我叫毛润之，家在韶山，我们是同乡。”还没等黎锦熙回答，毛泽东一鞠躬便走了……
　　1914年春，随着“四师”和“一师”的合并，黎锦熙和毛泽东都转到了“一师”。黎锦熙对毛泽东的那篇文章非常欣赏，认为他年纪轻轻就能写出如此思维缜密、气势磅礴的文章，实属难能可贵。因此，黎锦熙就格外关注起了毛泽东，一年相处下来，他们已是老朋友般的熟悉了。对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黎锦熙，毛泽东开始以“兄”相称。
　　“一师”是一所新学校，设备和条件都相当不错，一大批优秀的教师既继承了湖南的学术传统，又接受了一些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毛泽东在这里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培养起了对历史、哲学和新闻持续终生的爱好。而他最感兴趣的课程，就是黎锦熙教授的历史课。黎锦熙丰富的学识和潜心学术的人生旨趣，使毛泽东领略了学术世界的奥妙。他与黎锦熙频繁地交往着，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谈。
　　教学之余，黎锦熙与杨昌济、徐特立等教师一道，组织了“宏文图书编译社”，并附办了《公言》报，以发表公正舆论，抨击教育界的弊政。当“宏文图书编译社”在长沙组织哲学研究小组时，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学一道都参加了该社的有关活动。在黎锦熙的指导下，毛泽东还帮助抄写稿件。可与众不同的是，每当遇到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文稿时，毛泽东总会随手将它丢在一旁。这件事给黎锦熙印象深刻，更加相信这位年轻人必将有一番大的作为。多年以后，黎锦熙曾与人谈起此事，说道：“在湖南办报时，经常帮我抄写文稿的青年人有三位，一位是不问文稿的内容，什么都抄；一位是见到文稿中的问题总是要提出来，并能代之润色；一位是看到与自己不同观点的文稿干脆就不抄。这三位对抄写文稿态度不同的青年，后来各自的成就也大不一样。第一位，在中国历史上默默无闻；第二位成了中国著名的作家，那就是田汉；第三位，在中国历史上成了伟大人物。”黎锦熙口中的“伟大人物”正是毛泽东。
　　
　　二
　　
　　1915年9月，黎锦熙应聘到北京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纂员和文科主任。不能经常见面了，毛泽东便和黎锦熙建立通信联系，讨论学术和时政问题。毛泽东很担心黎锦熙中了北洋军阀的笼络之术，还在同年底给黎锦熙写了一封信，请他速回湖南执教，信末还道出了自己不能日日聆听黎先生教诲的惆怅：“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
　　1918年，25岁的毛泽东也来到了北京，他要来这汲取在长沙得不到的营养，消释自己的疑惑和迷惘。在杨昌济的帮助下，毛泽东幸运地在北大图书馆谋得了阅览室雇员的工作。从此，他一头扎进书堆，拼命地吸取知识，并与黎锦熙保持着密切联系。
　　与从前一样，黎锦熙仍是那样诚挚地对待毛泽东，并经常到毛泽东的住处问寒问暖。黎锦熙知道他工资微薄，生活清苦，便对他给予多方照顾，每逢星期日他来自己家聚谈时，黎锦熙都会准备一顿丰盛的饭菜，让毛泽东打打“牙祭”。考虑到毛泽东烟瘾很大，黎锦熙还会在桌上摆上两包好烟。1919年春节，黎锦熙把毛泽东请到家里一起包饺子，使毛泽东度过了平生第一个具有北京风味的春节。
　　在北京，毛泽东接触到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逐步坚定了自己投身革命的信念。这时，远在湖南的同学来信，请毛泽东帮忙筹款帮助他们前往法国勤工俭学。于是，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了北京。离开北京后，他往返于上海、武汉、长沙，求学、交友、办学，参与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秋收起义，上井冈，历长征，把“星星之火”一路播到了陕北……
　　由于这个阶段毛泽东很少写信，黎锦熙对毛泽东的行踪并不十分清楚，但他始终惦记着毛泽东，在家里常常提起与毛泽东一起包饺子的那个春节。他像珍藏自己的书稿一样，把毛泽东写给自己的信件一一珍藏起来，即便是在红军长征期间毛泽东生死不明的日子里，黎锦熙也不曾将这些信件弃毁。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毛泽东成为中国社会大舞台的风云人物，但为了避免给毛泽东带来不必要的政治麻烦，黎锦熙从未透露半点他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而是在心里暗暗为自己能拥有这样一位青年挚友而骄傲。
　　身在远方的毛泽东也始终没有忘记黎锦熙。北平（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将北京改称为北平）沦陷后，时在北平师范大学任教的黎锦熙随学校一道迁往陕西省城固县，担任西北联大国文系主任。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特意从延安把《论持久战》一书寄赠给了黎锦熙。接到毛泽东的赠书后，黎锦熙激动异常，立即组织师生研读，并在师生中大力宣传“抗战必胜”的观点。不久，联大文学院院长马师儒返回陕北米脂县老家奔丧，毛泽东得知他是黎锦熙的同事，特意宴请了他，席终还叮嘱道：“返回陕南后，代我问候我的老师黎劭西（黎锦熙的字）先生！”马师儒不负重托，返回学校后便在西北联大“总理纪念周”的聚会上公开了此事。陕南顽固势力本来一直想拿具有“赤化”倾向的黎锦熙开刀，此事一传开，他们只好放弃了原来的计划，毛泽东的一句话有力地保护了黎锦熙。
　　1946年北师大复校，黎锦熙返回了北平。这时，他的女儿已被发展为中共秘密党员，黎锦熙得知后不露声色，但在暗中予女儿以大力支持。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国民党要员纷纷裹胁知名人士乘飞机南下。北师大教务长黄金鳌几次通知黎锦熙飞离北平，但都遭到了黎锦熙的断然拒绝。黄金鳌便拿出了撤退通知书催促黎锦熙，说这是“上命”，必须执行。不料，黎锦熙当场将通知书撕了个粉碎，黄金鳌见状气得直叫：“你留下来到底是为的什么呀！”黎锦熙哈哈大笑了起来，用十足的湘潭话说：“我嘛！我要在咯里等嗒那个唐宗、宋祖都稍逊风骚的伟人呢！”……
　　
　　三
　　
　　1949年3月的香山，春暖花开，一派春天的气象。
　　这天，刚从城内回来的毛泽东见卧室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封来自北平师范大学的信，打开一瞧，原来是一师时的同学、时任师大校长的汤藻贞写来的。兴奋不已的毛泽东立即挂电话给汤藻贞。听筒里传来的熟悉的乡音，令毛泽东感慨万千。他询问了对方的工作、生活和家庭等情况，随后又问道：“北平现在还有哪些老相识？”
　　

　　“在北平的老相识还有文学院院长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璋以及国画家齐白石等。他们都想来看您。”
　　毛泽东听了，立即高兴地答道：“不要，不要，我去看他们！”
　　放下电话，毛泽东立即带着秘书田家英，驱车来到了位于北平和平门的师大“尚志学会”教职员工宿舍。黎锦熙和汤藻贞听说毛泽东来了，连忙从家里赶去迎接。一见到年已花甲的黎锦熙，毛泽东就大步迎了上去，连呼：“黎老师，您好！”
　　黎锦熙连连摇手，满脸笑容地说道：“不敢，不敢，莫是咯样喊啰。”
　　“应该，应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古人尚且不忘培育之恩，今天亦应该提倡嘛。”接着，毛泽东便谈笑风生地和黎锦熙等人聊了起来。汤藻贞要家里人弄点湖南的腊肉招待毛泽东，毛泽东连忙说：“不麻烦你们啦，今天我请客。”说完，毛泽东就让工作人员准备了两桌酒席。
　　宾主落座之后，大家边吃边谈。亲切的乡音，热烈的交谈，一下子就把在场的人带回了当年的“峥嵘岁月”。毛泽东还与众人商讨了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文教政策。黎锦熙则向他谈起了自己与许德衍等人创建九三学社的经过，使得毛泽东对九三学社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接着，黎锦熙还谈到毛泽东于1915年至1920年间写给自己的那些信件，并说自己虽然常年在国统区，但那些信件都保存完好。毛泽东听了，频频点头微笑。后来，毛泽东又仔细阅读了这批信件，并将其作了影印，还在还回原件时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这是您的东西，您留作纪念吧！”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多次派车去接黎锦熙来中南海丰泽园家中叙谈，有时接齐白石来时，也会接黎锦熙同来。1954年国庆节，黎锦熙应邀参加了天安门城楼观礼，毛泽东绕到他身边，又一次和他叙及了往事。这一次毛泽东还问起了黎锦熙六弟黎锦旺的情况。毛泽东谈起黎锦旺在二三十年代时，曾与鲁迅先生一道创作过一些进步作品，遭到过国民党当局的通缉，但他毫不畏惧，时常从上海给他寄来由自己主办的进步文学刊物的事。日理万机的主席居然还记得这些细小的往事，令黎锦熙不禁感慨万分。
　　
　　四
　　
　　黎锦熙虽然对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有着特殊的情感，但他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学术上。从1915年到北京开始，他就选择了最为冷僻的语言文字学作为自己终身的研究方向。30年代初，他还和钱玄同商量好准备对中国文字学作一番根本的改革，给数千年来的语言文字和它们表现的一切文化学术结算一个详密的总账。解放后，黎锦熙仍然不改初衷，继续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
　　毛泽东对黎锦熙的研究十分重视，当得知黎锦熙已向中央申报组织编纂大辞典后，便于1950年5月22日给黎锦熙写了一封信，信中肯定了黎锦熙的设想，他写道：“所提大辞典处各点均可同意，并和胡乔木同志说了，他也同意。请用电话和胡同志接洽为荷。”毛泽东的来信对黎锦熙而言，无疑是对其学术研究的最大鼓舞，为此，他常以“任重能背，道远不退；怏怏儿地慢慢走，不睡”这句话来勉励自己不要辜负毛泽东的厚望。
　　毛泽东给黎锦熙写信后不久，便亲自指定黎锦熙和吴玉章、郭沫若、茅盾、范文澜、马叙伦、成仿吾七人组成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后改称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由黎锦熙任常务理事会副主席、汉字整理委员会主任。黎锦熙也不负众望，先后参加了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等大量的工作，并著有《国语新文字论》、《论注音汉字》、《字母与注音论丛》、《文字改革论丛》等专著，达到了他学术生涯的巅峰状态，为中国的文字改革事业做出了举世瞩目的巨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黎锦熙的全部图书资料被查封，研究工作一度被迫中断，毛泽东得知后立即指示启封，并对他的工作加以保护。当得知黎锦熙工作和生活条件不太好时，毛泽东又亲自将朝阳门北小先街46号的一所四合院批给他居住。这一切，对于古稀之年的黎锦熙来说，都是莫大的安慰和鼓励，他更加忘我地工作，即使生病输液的时候，还继续逐字逐句地审订文稿。当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噩耗传来，黎锦熙悲痛万分，身体日渐衰弱。1978年3月27日夜间，黎锦熙因心脏病发作，不幸病逝于书桌旁，临终前，他的手中还紧紧攥着一份未及改完的在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会上的书面发言稿……

    1967年1月21日，著名教育家、原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张干先生因病逝世。副省长周世钊（原一师学生）主持追悼会，并在追悼会上满怀深情地讲述毛泽东主席对这老校长的客观评价和深切关怀，使人们的尊师情意更加浓厚。
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他十分尊敬老师，注意虚心向老师求教，与许多老师建立了终生不渝的深情厚谊，并从许多老师良好的思想品德及言行中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对毛泽东影响最深的老师有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袁仲谦、王季范等。毛泽东对湖南一师校长张干因额外征收学杂费有过激烈斗争，但张干在年老处境困难时，却得到毛泽东的尊敬和关心。

“驱逐校长张干！”

“驱逐校长张干！”无疑是轰动湖南一师的大事件。

1915年6月，湖南省议会公布一项决定：要额外征收师范学生十元学杂费，校长张干坚决执行。但这一决定遭到家境贫寒的大多数学生的激烈反对，斗争的矛头自然对准校长张干。湖南一师的学生纷纷罢课，在校内外掀起了声势洁大的“驱张运动”，学生们在校园内大量散发传单。

一天，毛泽东和挚友萧子璋（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萧三）路过“布告栏”，仔细阅读传单后，毛泽东说：“子璋，我看这些传单并没有击中张干的要害。”于是二人来到古色古香的君子亭，毛泽东奋笔疾书，一张四千余言的《驱张宣言》立马挥就。子璋一看，《宣言》上写着：“张干自到我们一师任校长以来，对上逢迎，对下专横，教学无方，贻误青年……”“好！”“马上派人进城去印，今晚一定要印好！”

第二日清晨，《驱张宣言》便撒遍了校园的各个角落，校园沸腾了！“驱逐张干！”的口号声此起彼落，震动了省城，省教育厅立即派了一位督学到一师来。

“胡闹！”督学气得脸色煞白，“立即给我复课！”

毛泽东递给督学一张纸条：“张干一日不离校，我们一日不上课！”

“啪！”校长张干一掌拍在桌子上，“反了！一定要把带头闹事的学生查出来！”“张校长，”一位训育员轻声说，“据我们了解，那份《驱张宣言》是三年级八班学生毛泽东写的。” “不要说了！”张干摆了摆手，“这样的文章，除了毛泽东，谁还能写得出！”

张干清楚地记得，当他读到这份传单时，气得热血直往上涌，一方面因文章尖刻而恼羞成怒，一方面又为文章的磅礴气势所折服。

“开除！”张干校长作出了决定，“将毛泽东等带头闹事的十七名学生统统开除！”

这一“决定”，再次在一师校园里掀起轩然大波。

教师杨昌济认为：“校长对毛泽东等的处分决定，是一个绝对的错误！”他立即联络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袁仲谦等先生，在临时紧急校务会议上与张干据理力争。杨昌济在会上慷慨陈词：

“我建议，张校长如果坚持开除毛泽东等学生，我们全体教职员工罢课罢工！”

倔强的张干终于让步：“好，我收回成命。但毛泽东这些学生必须给记大过处分！”

当通告栏里贴出校长签署的给毛泽东等学生记大过处分的决定后，学生们再次沸腾起来，坚决重申：“张干一日不离校，我们一日不上课！”

学潮，在继续扩大……

省教育厅无奈，只好将张干免职。

张干在离开他执教六年的省立第一师范后说：在学校只有校长开除学生，学生开除校长，这是第一次……

往事历历难启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年的老校长张干贫病交加，最困难的时候，竟无米继日。他几次想给自己的学生毛泽东写信，请求援助，但几宗往事却使他实在难以启齿。

第一件，就是1915年的“驱张运动”。

第二件是，经过土改，张干被划为“地主”。一个地主，怎么能向国家主席请求援助？

第三件，1945年张干在邵阳市省立六中当校长，见报载蒋介石两度拍电报给毛泽东主席，请他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自己也曾拍了一封电报给毛泽东：

“延安，毛润芝学弟勋鉴：抗日获胜，建国弥艰，万恳应召赴渝，赞襄国政，幸勿固执，致失人望。

张干1945年8月21日”

“万恳应召赴渝”，召者，皇帝的圣旨也。这不明明把蒋介石当成“皇帝”，把毛泽东当成“下臣”吗？“幸勿固执”，还不好像在说毛泽东不愿和平而老蒋则竭诚希望和平吗？唉！毛泽东能原谅自己吗？
闻知困难动真情

1950年10月15日，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客厅里洋溢着欢声笑语。这是毛泽东举行家宴，欢迎自己青年时代敬重的师长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和同学周世钊等。

毛泽东一边饮酒，一边回忆一师那古朴的校园，谈论当时每一位清苦的老师。“啊，淳元，”毛泽东问周世钊，“我们的老校长张干先生还健在吗？”“在，他一直在教书，现在在妙高峰中学教数学……”

“哦，”毛泽东放下筷子，情不自禁地说“张干先生办事果断，很有魄力，是个很有才干的人，才三十几岁就当了我们的校长，不简单啊！当时，我很不喜欢他，认定他这样的人一定会向上爬。实际上，他当时要爬上去也是很容易的。可是，他并没有爬上去，没有进入仕途。新中国成立前他吃粉笔灰，新中国成立后还吃粉笔灰，难能可贵，难能可贵！”

“是的，润芝，”徐特立放下酒杯，慈祥地望着当了国家主席的学生，“张干年轻有为，而且有股韧劲。”“嗯，”熊瑾玎笑道，当时我常说“‘张干张干，肯干肯干’。他有一种湖南人特有的蛮子精神。”“润芝，”周世钊有点难过说，“张干一家六口，现在十分困难。他身患重病，整日卧病在床。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他微薄的工资，有时竟几天无以为饮呢！”“哦，”毛泽东站起来，用略带责备的目光望着自己的老同学，“淳元，你怎么不早说？对于张干这样的老教育家，应该照顾，应该照顾！”

以后一连几天，毛泽东都约周世钊（时任湖南一师校长）到家中欢聚。每次，毛泽东和周世钊都谈及老校长张干。几天后，周世钊写信向张干说了毛泽东对他的关注。周世钊哪里知道，毛泽东已直接致函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

“首道同志：

张次伦（张干别号）、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在平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做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位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至少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据罗元鲲先生来函，曾任我国文教员之袁仲谦先生已故，其妻七十岁饿饭等语，亦请省政府酌予救济。并请派人向张、罗二先生予以慰问。张、罗通讯处均为妙高峰中学，袁住新化，问罗先生便知。顺致敬礼！

毛泽东10月11日”

王首道接信后，立即先后两次给张干一家送去救济米一千二百斤和人民币五十万（旧币）。张干看到毛泽东给王首道的信，又接到王首道送来的米和钱，激动得双手颤抖，泪流满面……

帖请张干赴北京

1951年暑期，张干接到毛泽东主席寄来的请帖，请自己最敬爱的老师到北京叙别后之情。张干激动得热泪夺眶而出。

张干到京后，9月26日上午，与李漱清、罗元鲲、邹普勋一起游览故宫，陪同他们参观的办公厅干部告诉张干一行：11时请在招待所等候，毛泽东主席要派专车来接他们到家里吃饭。张干高兴得抖着花白胡子说：“啊！终于要见到润芝了！”

11时后，一辆小轿车把张干一行接进了新华门，行至丰泽园。车一停，便见满面红光，身材魁梧的毛泽东笑着迎了上来。

“张校长，您好！”毛泽东紧紧握住张干的手，凝视自己三十多年未见的老校长。

“您好，润芝！”张干苍老的眼里噙满泪。

老人们走进客厅，毛泽东谦让着，一定要老师们坐上席。

“李老，”张干让着李漱清，“您老是润芝童年私塾的启蒙先生，请坐上席。”

“您是润芝的校长啊！一校之长，当然要坐首席！”八十高龄的李老风趣地说。

“好！就依李老的话，”毛泽东笑着说，“还是请老校长坐上席吧！”张干这才不得不坐上席。

“润芝，”老校长说，“你身体还这么好！”

“哈哈，这是在一师时洗冷水澡锻炼出来的！”“你还是那个老脾气！”“老校长，您大概忘了，”毛泽东厚大的手放在张干布满青筋的手上，“在一师时我就听您讲过，我身上兼有二气，虎气和猴气。虎气为主，猴气兼之。这二气可以说左右了我的一生。”“嗯，”张干深思着点了点头，“一师闹学潮那阵，我可被你的虎气吓住了，所以才力主开除你，真对不起啊！”老校长张干终于向学生说出了憋在心内几十年的道歉话。

毛泽东摆摆手：“当时我虎气太盛，要是像现在这样多点猴气，就不会发动‘驱张运动’了！”张干听着学生的肺腑之言，眼里噙满了泪水：“总之，这是我不对！身为教师，我深感惭愧！”“老校长，您老言之过重了，”毛泽东诚挚地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我这样的‘寸草心’，是怎么也难报答尽老师‘三春晖’的啊……”

毛泽东向张干递上一支烟，诚心赞许道：“次伦先生，您和元鲲先生都没有加入蒋帮，这很好。在旧社会，这就很不容易啊！……次伦先生，您老现在还在工作？”“我在长沙妙高峰中学教数学。”“您老年事已高，就不要再教书了，”毛泽东关切地望着老校长，“学校应该予以优待，薪水照发。”“谢谢您的关照！”张干流下了激动的泪。

12时15分，正式开席。毛泽东不停地替四位老师夹菜送汤。“次伦先生，”毛泽东举起酒杯，站了起来，“我祝您桃李满天下，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很多好事！”张干激动地站起来，举杯与毛泽东一碰，一饮而尽。回敬一杯，“润芝，我也敬你一杯，祝我们的国家在你的领导下，兴旺发达！”“谢谢！”毛泽东一饮而尽。

饭罢，毛泽东亲自陪同四位老师参观中南海。他们缓缓并排而行。张干指着平静的水面说：“我们的青年时代是在惊涛骇浪中度过的。我们的晚年，可能会像这中南海的水面一样平静吧！”毛泽东说：“这很难讲啊！风一刮大，中南海也不平静呢！”“润芝，我记得你在一师时最喜欢游泳，现在还游吗？”“游！而且风浪愈大的地方我愈喜欢去游！”

“你实在是太喜欢风浪了，青年时代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张干一语双关地说。

“老校长，”毛泽东被老校长风趣而贴切的话语逗笑了，“您说对了，我一辈子就是在大风大浪中闯过来的。”“大风大浪可以磨练人造就人。”张干深思说：“可是，润芝，你也得记住这句古训：‘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他像青年时代一样启发着自己的学生。“老校长，我记住了。”毛泽东面容严肃、深沉地回答。

晚上，毛泽东派人给四位老人送来礼物，每人一份。这些礼物是：布鞋一双，褥子、盖被各一床，枕头一对，香皂一块，牙刷一支。送礼的工作人员特别对四位老人说明，这是主席用自己的稿费买的。张干赞许地点点头说：“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一丝不苟，一尘不染！”

11月8日下午3时，一位工作人员来到张干他们住所，恭敬地说：“主席请各位到中南海摄影留念。”张干高兴得连声说“好！好！”在中南海，毛泽东愉快地陪张干、李漱清、罗元鲲、邹普勋四位老人合影留念。主席还特将老校长拉到自己身旁。照完相，毛泽东笑着说：“这是我第一次和这么多老师一起照相，值得纪念！”

晚上，毛泽东再次宴请老师们。

11月12日，张干正准备整装南归，一位工作人员抱着一个包裹进来。“张老，毛主席本来亲自来为您老送行，但这几天实在太忙，特地让我代表他来向您老表示歉意。”说着解开包裹，“这是毛主席送给您做零用的一百五十万元（旧币），另外还有一瓶鹿茸精，他要我嘱您每天饭前二十分钟服二十滴，还特别关照，请您多保重身体。”张干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眼角泪水泉涌……

尊师连连安度晚年

1963年初，周世钊以湖南省副省长的身份前来看望老校长张干。

几天后，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亲自驱车探望张干。“张老，我刚从北京回来，代表主席看望您老人家来了！”张平化微微一躬身，尊敬地说。“不敢当，不敢当！请坐。”张干吃力的从病床上坐起来。张平化凑近张老的耳朵说：“主席十分惦记您老人家，他特地要我带点钱给您老用。”张平化打开公文包，从里面拿出两千元人民币。“啊，不敢当！不敢当！”张干连连推让。“这两千元是毛泽东自己的稿费。”张平化紧握着张干枯瘦的双手，耐心地解释，“主席请您一定要收下，如不够用，可再写信告诉他。”“啊！”张干捧着张平化塞过来的人民币，双手微微抖颤，“张书记，我张干身体老朽，再不能挺起腰杆来为人民做点工作，这，这……受之有愧，受之有愧呀！”

【附加】张干，湖南省新邵县坪上镇黄土村人，在担任湖南一师范校长期间，毛泽东就读于湖南一师。

毛泽东至张干手迹

手迹内容：
次仑先生左右：两次惠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尊羔情况，周淳元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寄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敬颂早日康复。毛泽东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毛泽东和他的老师——张干
　　1913年春，年仅20岁的毛泽东自愿报考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当校长看了他的作文试卷后，不禁连声称赞：“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
　　结果，名列榜首的毛泽东被该校录取。1914年春，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即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根据当局指示，湖南公立第四师范春季招收的学生和第一师范秋季招收的学生均编入一年级，分别编为6、7、8、9、10五个班级。毛泽东被编为仅有30名学生的一年级8班。和原来一师的学生相比，毛泽东等原四师的学生等于在一师多读了半年书。从此，毛泽东开始了他长达5年半之久的师范学习生涯。
　　1915年，当时湖南省议会颁布了一项新规定：从下学期开始，每个学生须交纳10元学杂费。这首先遭到了那些家境贫寒或因种种原因得不到家庭接济的大多数学生的强烈反对。须知，这等于让他们多读半年书，多拿半年学杂费啊！有人透露：这个所谓“规定”，是该校校长张干为了讨好当局而向省政府提出的建议。
　　于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们纷纷举行罢课，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他们首先在校园内外大量散发传单，无情揭露校长张干的所谓“劣绩”，诸如“不忠、不孝、不仁、不悌”等等，企图通过舆论把张干搞垮。可是，毛泽东看了，则不以然，感到他们这样去写并没有打中张干的要害。他心平气和地对大家说，我们不是反对张干当家长，而是反对他当校长。既要赶走校长，就要批评他办学校如何办得不好。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的意见很对。于是，毛泽东重新起草了一份传单，批评校长张干如何对上奉迎，对下专横，办学无方，贻误青年。并连夜派人赶印出来，次日清晨带回学校，广为散发。
　　此事很快传遍了省城。湖南省教育司当即委派一位督学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调处，在全校召开大会，要求学生复课，不准继续“胡闹”。这更使学生们火上加油！他们纷纷给这位督学递纸条，上面写着：“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上课！”搞得督学狼狈不堪！他只好答复说：“你们还是上课吧，下学期张干不来了。”
　　这样一来，可把张干气火了！有一个学监向他告密说，这份传单是二年级8班学生毛泽东写的。而身为一校之长的张干，也断定这篇内容充实、自出机杼、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的文字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于是，张干当即决定：要挂牌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7名带头“闹事”的学生。
　　消息传出以后，曾经为毛泽东讲授过修身、教育和伦理学等课程的杨昌济先生（即杨开慧同志的父亲）对此愤愤不平。他在课堂上谈到这个问题时，便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地写下这么两句诗“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是啊，杨昌济先生决不会容忍学校当局把他一向期望很大，并视为“柱天大木”、“当代英才”的毛泽东开除的！于是，他先后联络了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袁仲谦等先生，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并为此专门召开了全校教职员工会议，为学生们鸣不平，共同向校长张干施加压力，迫使校长张干收回成命。可是，一师的学生们并不就此罢休，他们继续发动罢课，重申自己的誓言：“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上课！”在众目睽睽之下，校长张干再也混不下去了，只好卷起铺盖走了。
　　下35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解放初，66岁的中学教员张干惶惶不安：一是恼恨自己当了“地主”。他家”“本是贫农，以后任教40余年，靠积蓄购置了一份田产，未想却成了地主；二是当年的学生毛泽东如今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悔当初不该提出开除他，又给记大过；三是在重庆谈判前夕，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请他“应召”赴渝，还要他“幸勿固执”，这不是替蒋介石说了话吗？张干日夜在惶惑与苦闷中生活，又兼生活窘困，有时竟无以为炊。他想给毛泽东写信，却拿不起笔来。
　　1950年10月5日，毛泽东在自己的家宴上，向湖南一师校长周士钊打听起张干来。在座的还有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等人。他听说张干一直在教书，当时很受感动，说：“张干这个人很有能力，30多岁就当了一师校长，不简单，原来我估计他要向上爬，结果没有。解放前吃粉笔灰，解放后还吃粉笔灰，难能可贵！现在看来，当时赶走他没多大必要，多读半年书有什么不好？”周士钊接着把张6口之家的生活窘况和愁苦心境一一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感慨系之，不假思索地说：“对张干应该照顾，应该照顾！”
　　10月11日，毛泽东致函湖南省主席王首道：“张次岑（张干别号）、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在均70多岁，一生教书，未做坏事。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省政府每月给津贴米若干，供资养老……并请派人向两先生予以慰问。”于是，1200斤救济米和人民币50万元（旧币）送到了张干家。
　　张干感激异常，夜不成寐。灯下，握笔含泪给毛主席写信。“润之吾弟主席惠鉴：敬启者，……深感吾弟关怀干的生活，（弟）经国万机，不遗在远，其感激曷可言喻？”
　　接信第二天，毛泽东就亲自给张干回了信，言对张干的生活困难“极为系念”，这一语牵心动肠，力重千钧。张干欢欣鼓舞，以他的学生中出了这样一位伟人而高兴，感到这是他最值得骄傲的一天。一家人将信看来看去，笑逐颜开，张干的病似乎也好了一半。他曾给毛泽东记大过的事，原来是讳莫如深的，此刻竟忘乎所以，向家人絮絮叨叨摆谈起来，宛如一个天真的孩童。
　　1951年秋，张干应毛主席之邀赴京。到京后，毛主席又请来青少年时代的师友罗汉溟、李漱清、邹普勋，到中南海一起吃饭。叙谈间，毛主席叫来子女，向他们介绍自己的老校长和师友，诙谐地说：“你们平时讲你们的老师怎么好，这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大家顿时消除了拘谨情诸。张干这时却想到当年那场学潮，一边吃，一边作检查。毛主席缓缓地摆摆手：“我那时年轻，看问题片面。过去的事，不要提它了。”饭后，主席陪他们参观中南海，看电影。几天后，毛主席派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来为张干等人检查身体。
　　在京两个月，张干不但国庆时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游览了京津名胜，还乘飞机鸟瞰了长城风光。
　　不久张干回到湖南受聘为省军政委员会参议室参议、省政府参事室顾问。每月”“领取的聘金，加上学校的薪水，使一家生活有了保障。他常参议国家大事，应邀作报告，深为人敬重。60年代初，人民生活比较困难。张干此时身体不适。不久，他又收到了主席的信，说“寄上薄物若干”。谁知他竟收到了毛主席托省委书记张平化同志捎来的2000元钱！
　　1963年初，张干曾在病中两次写信给毛主席，请他设法帮助其女儿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接信后，毛泽东同志一面积极为老校长张干分难解忧，一面给湖南省副省长周士钊写了一封亲笔信：“老校长张干先生给我来信，尚未奉复。他叫我设法帮助其女儿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此事我正在办，未知能办得到否？如办不到，可否另想办法。请你暇时找张先生一叙，看其生活上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协助。叙谈结果，见告为荷。”
　　不久，毛泽东同志便接到了周士钊的复信。1963年5月26日，毛泽东同志亲笔给张干写了一封回信：次岑先生左右：两次惠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尊恙情况，周。寄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
　　敬颂早日康复。
　　10年浩劫时，有人造谣说张干家藏有金银，是剥削来的。加上他当过“反动校长”，便于1966年9月抄了他家，抄走了张干心爱的书籍、资料，外带500元存款。
　　张干凄楚异常，病体难支。他的幼子张六如悄悄进京，见到了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他出示了毛主席与父亲来往信函和合影，带回一封加盖了中央办公厅大印的函件并500元生活费。于是被抄去的部分东西和500元存款，给退回来了。
　　1967年元月21日，张干溘然病逝，享年83岁。